梁建章、黄文政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许多人担心人类的工作机会将被机器人抢走。从历史上看，自动化和技术进步已经导致很多旧行业被新行业所取代，不过从就业的角度来看，以往主要是许多原来从事农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被转移到了服务业。但专家们认为这一次的改变将与以往不同，因为即使像司机之类的服务岗位也有可能会被机器人取代，更有甚者，哪怕是律师、医生之类的专业工作也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梁建章、方正宇

　　最近江苏省高考入取名额的问题，再次暴露出整个社会对于高考制度的极度无奈。现行的高考制度，弊端太多，取消又怕滋生腐败，导致更加不公平，管理者不知怎么改。

　　有鉴于此，根据全球各国的教育制度和未来就业市场对人才的要求，我建议的改革方案如下：

　　1）取消中考，将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合并，并且缩短为中学四年。

　　2）将大学教育，分成基础的本科3年和研究生3年（当然因为大学有选修课，有人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或者更短时间）。

　　3）重点大学以培养研究生为主，其他学院以培养本科生为主。本科全国统一招生，研究生统考，但是各校自主招生，基本沿用现有的考试制度。

　　这个改革方案的好处是，只是通过调整整个教育体系内部的时间长短，就可一举多得。

　　1）取消了中考，就解决了户籍改革的根本障碍，也很容易地把普及9年的初中教育变成了普及10年的全部中小学教育。

　　2）现在的高中基本为了高考，最后两年高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做考试复习，之前最后一年的初中也主要是在备战中考，这都是对于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黄文政、梁建章

2016年3月15日，谷歌公司开发的围棋软件阿法狗（AlphaGo）再胜韩国棋手李世乭九段，最终以4:1的成绩结束了双方的5轮比赛。围棋被认为是人类最复杂的棋类游戏，而李世乭则是多次获得围棋世界冠军顶级围棋手，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计算机围棋软件战胜人类至少是10年以后的事情，而这次比赛则让职业围棋界对人工智能刮目相看。尽管阿法狗的成功主要体现在工程整合上，而非技术的突破，但这一赛事在视围棋为东方智慧的中国激起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关注。

与此同时，对机器代替人类工作，乃至最终取代人类的担心也越来越盛。在微博中广为流传的一段笑话是：“关于机器人奴役人类的可能性，我觉得人类不如先考虑一下自己有什么被奴役的价值吧… 你是挖煤挖得比机器人快了还是搬砖搬得比机器人多了… 你连下棋都下不过机器人…”

实际上，智能机器人在很多领域取代人工的现象早已在中国出现。早在2011年，世界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总裁郭台铭就宣布，公司将以日产千台的速度，5年内引入上百万台机

梁建章、黄文政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12月21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审议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从媒体披露的草案内容来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并没有关于保障非婚生育权利的规定，这是令人遗憾的。

根据各省份现行的计划生育条例，非婚生育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例如，《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一个子女，六十日内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本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的计算基数征收二倍的社会抚养费；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二胎以上子女的，按本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的计算基数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可见，如果是非婚生育，即使是只生一个孩子，也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虽然我国《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但实际上，由于非婚生子不受法律支持，如果未婚妈妈（或单身母亲）在职，本应由生育保险支付的检查费、手术费、住院费、接生费、药费等费用也无法报销，想要休带薪产假往往也需要提供准生证明。很多地方规定新生儿

《放开生育刻不容缓》全文刊于《决策与信息》2015年第2期，共有12章，本篇是第七章《人口与社会和家庭》

作者：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

        （一）男女比例失调

      出生男女比例失调，是生育限制政策的后果之一。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如果头胎是女儿，政策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有些夫妻在生了一个女儿后，希望再生一个男孩。他们会在怀上第二胎后，鉴别胎儿性别；如果是男孩则生下来，如果是女孩，则主动上报，以意外怀孕为理由堕胎。生育限制政策迫使人们通过阻止部分女婴的出生，而非扩大生育数量来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

        在反思计划生育的言论中，男女比例失调导致婚姻挤压是常被提及的例子。媒体经常提到，“到2020年，我国将出现3000万光棍”。但目前对男女比例失调严重程度的估计没有一致结论。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0岁孩子男女性别比是118，为全球最高，但比较最近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却发现，原来在2000年普查中性别严重失衡的群组到了2010年普查中，其性别比却趋于

黄文政、梁建章

近日，一则题为《山西政协委员建议强制生二胎》的新闻受到关注。尽管很多人将建此议看成谬论乃至笑话，但这更像是一次由“标题党”引发的争议，而争议背后则是更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梅志强在山西政协的提案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急剧控制人口数量带来的必然结果”，从老龄化加速、性别比失调、婚姻的年龄和地区挤压、及养老问题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现有人口形势所隐藏的危机。第二部分“调整人口结构是计划生育工作当务之急”则提出了三项具体建议：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城市农村应采取相同的生育政策、制定并出台有利于年轻人生育二胎的政策。

最终引起争议的是提案的最后一段话：“为此我呼吁：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为了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应尽早重视人口的结构调整，从政策和机制上让我们的子女生育两个孩子，而且一定要生下两个孩子。”很显然，有些媒体把“一定要生下两个孩子”解读为“强制生二胎”，并将此作为文章标题，从而引起了普遍争议。

就该提案主体内容来看，梅常委的分析符合中国人口现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

 梁建章、黄文政

上篇文章讨论了抚养压力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作为人口与经济系列的第二篇文章，将从下面四个方面来讨论低生育率对养育和养老的影响。

（1）低生育率恶化财政状况

低生育率对财政的影响可以从政府对人的投入和支出来分析。政府对养育的投入主要表现为教育。在世界各地，教育投入只占税收一小部分，一般远小于用于抚养老人的开支。在美国，税收占GDP的26%，教育开支只有5%，而养老开支则约12%。由于美国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年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上述比例大致反映出个人从出生到老去的过程中对政府收入和开支的影响。

通俗来看，GDP可理解为社会整体创造或享用的财富。如果以个人一生所创造的或享用的财富为一个单位，上述数据表明，增加一个小孩，政府需要投入5%来教育他，但可获得26%的税收，最终用12%来赡养他，而剩下的9%加上财政赤字，则可投入国防、科研、基础设施及归还以前的赤字。赤字本质上是个人借给政府使用的开支，是个人工作创造的财富，与税收的区别在于政府将来对赤字是要偿还的，而支撑偿还能力的则是未来纳税的工作者。

总体而言，政府或社会从个人

请卫计委不要继续误导决策

黄文政、梁建章

2015年1月12日，国家卫计委新闻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一年来，“单独两孩”政策顺利落地，目前，全国有近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符合预期。毛群安说，由于2014年新政刚刚开始施行，不少家庭还有准备的阶段，因此预计2015年提出再生育申请的人数将比2014年的数字有所增加。

我们认为，卫计委的如此表述违背基本事实，意在推卸严重误判人口形势的责任，更是以毫无根据的臆想来替代强烈的证据和如实的分析，有继续误导决策层和民众，拖延人口政策改革的嫌疑。

毛群安的言论有两个要点：一是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数量是“符合预期”；二是2015年提出再生育申请的数量会比2014年的数字有所增加。真的如此吗？

2013年12月6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全国来看，符合‘单独两孩’再生育条件的夫妇总量不是太大，近几年出生人口会有所增加，大概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尽管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所所长马旭在2014年3月3日曾提到每年新增新生人口不会超过200万，但这是在政策实施之后

为何全面放开二胎依然不够

黄文政、梁建章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14年11月12日是“单独二孩”政策一周年。当天，5000个“非独”（即夫妻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家庭联名的上书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国家卫计委，要求全面放开二胎。

我们完全支持“非独”家庭这一诉求。首先，单独二胎政策意味着夫妇是否能生育二胎取决于一方是否是独生子女，这种由出身来决定生育权的做法有悖于基本的公平原则。其次，一些生育期快结束的女性多年期盼能有第二个孩子。她们大都不是独生子女，再不放开她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在新生儿数量长期萎缩已不可避免的今天，她们按意愿生育不仅可避免她们终生的遗憾，也有助于缓解出生人口滑坡式衰减。更者，每晚一年放开，全国预计就会增加7.6万个失独家庭，相当于每晚一天会多产生200多个失独家庭。没有任何理由让这些家庭付出这种伦理代价。

    不过，仅仅放开二胎依然远远不够。实际上，中国的生育率早已处于世界最低之列。根据中国的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每对夫妻需要生育至少2 .2个

      梁建章 黄文政

       在巴西世界杯即将迎来高潮之际，新华社2014年7月8日的一篇题为《中国”玩不起”足球》的评论引起了社会的感慨。该文以北京为例提到，“一个100×60的标准足球场，造成不能盖房子的‘损失’将达3.6亿元。”文章在结尾得出结论：“我们玩不起足球，它太过奢侈。”

　　我们猜测，此文的初衷是探讨体育场所不足的困境，希望为中国的社区体育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对于这一动机，我们深表赞同。不过，我们也担心这篇文章可能会引起误会，让部分读者认为中国缺乏足够的土地来发展足球事业。确实，各大城市缺乏体育场所和公共空间早已成为公众的普遍感受。但这种局面的症结真的是因为中国土地资源如此匮乏吗？

　　“有研究数据显示，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到34亿。这意味着[多出]现在中国一倍的人口也装得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乔润令不久前的说法。我们无从验证这一说法的准确性，但中国各类新区的规划人口远远超过中国人口峰值则没有疑问。这意味着，如果这些新城全部按规划建设完毕，其中很大部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