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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统一台湾是清朝皇帝康熙使用战争与谈判手段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的过程[1]。从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逝世，郑经继位，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清政府就和平统一的问题[2]，与台湾郑氏集团先后进行了10次和谈，前9次都失败了，最后一次清政府使用了武力手段，大兵压境，以战逼和，使和谈取得成功[3]。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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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9年（明永历13年、清顺治16年）五月，郑成功北伐中原，大震江南，连下4府3州32县，师迫南京，然而却后继无力，被满清援兵击败，退走厦门[4]。两年后，康熙帝即位不久，奉南明为正朔的延平王郑成功率军横渡台湾海峡，次年击败当时在台南地区殖民的荷兰统治者，于南台湾建立明郑政权，使用大明国号和年号[5]。同年，清庭为断绝郑氏集团与大陆间的联系，将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所有老百姓尽嵌入内地，并在沿海处立边界、设防守，片板不允许下海。清庭同时也对新加入统治区的汉人城镇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当时沿海五省分滨海30里以内房屋、田园、港埠皆被清庭毁坏，损失惨重[6]。
于是五个月后，郑成功病逝，其子郑经对内奉南明永历帝正朔，对外与统治中国的清廷互不统属，将东都改名为东宁，表明台湾是一个新的国家，所谓“东宁建国，别立乾坤”，声称台湾“非中国版图”，在与清廷谈判的过程中坚持“效朝鲜例”。在谈判中，并又以苻坚讨伐东晋、隋炀帝远征辽东为鉴，警告清统治者不要轻易对台湾动用武力，又以为有“汪洋万顷之隔，波涛不测之险”，作为天然屏障，有天堑可恃，觉得清朝动用武力绝非易事[7]
1674年，郑经动员了旗下武装力量并参与了当时在中国南部爆发的三藩之乱，终结了与大陆接近十年的相对和平期。随着三藩之乱的溃败，郑经在中国东南沿海建立的据点也逐一落入清庭之手。1680年，郑经失去了在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据点——厦门。厦门的失去让台海直接成为清郑对峙前线，并待给了退居台湾的郑经严峻的内部压力。为了应付失去的收入来源以及防止军队哗变、筹措军饷，郑经采取了征兵制度以及增税等措施，使得政府与民众的内部矛盾开始激化[8]。
与台湾本地原住民之间的冲突也是郑氏末期统治的特征之一。举例来说，在1680年时，由于收到消息得知清军有可能会入侵台湾北部的基隆地区，郑经曾命人摧毁当地的一座堡垒以防止堡垒落入敌手。到了1681年时，由于防务策略改变，郑经又决定派兵征调原住民在北海岸重修堡垒以强化清军的防御。1682年五月，在新竹负责运送督造堡垒的士兵的原住民捆工由于不满汉兵的对待而反叛，杀害了他们的上级、偷走了粮草，并躲避进了山林[8]。1683年，由于粮食短缺，也有过过数个原住民部落反叛明郑统治的记载[9]。
过程
[编辑]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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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去世不久，清廷耿继茂、李率泰派员到厦门的第一次谈判，企图说服郑成功之子郑经归降。郑经为了减轻压力，与清朝谈判，交出南明皇帝赐给的敕书、印玺[10]。清廷要求台湾人迁回内地、剃发易服，但郑经拒绝，称“东宁偏隅，远在海外，与中国版图渺不相涉[11]。”康熙二年（1663）清朝出兵攻打郑氏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厦门，郑经战败，退出厦门，逃奔台湾。清朝乘胜出征台湾，在海上突遇台风，船只沉没，无功而返[12]。康熙六年（1667）清廷再派总兵孔元章赴台湾招抚，答应郑经如归顺，可封“八闽王”，但郑经拒绝招抚，称“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13]。
在一系列谈判过程中，郑经在台湾的政权持续的受到外来的武力威胁。1664年，曾受郑成功驱逐的荷兰人与清庭交好，并派兵回头占领了台湾北部的基隆地区。郑经曾于其中发兵征讨，但不幸失败，直到1668年才成功驱逐荷兰人。与荷兰人东西呼应的清军也曾在1665年发兵进攻澎湖，遭遇台风而溃败。[14]
康熙八年（1669)，康熙擒拿鳌拜正式亲政后，又派刑部尚书纳兰明珠南下福建，主持对台和谈，令兴化府知府慕天颜赴台，宣示招抚之意。清廷作出重大让步，允许郑氏封藩，世守台湾。郑经则提出：“苟能照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康熙帝答复：“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康熙帝反对，谈判故而破裂。
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爆发，郑氏集团与三藩相呼应，参与了对北京的叛乱活动[15]。与据守在福建的耿精忠一同燃起了东南沿海的战火，曾一度攻占了泉州、漳州、潮州等地。1680年郑氏退守台湾。清廷再次争取和谈，福建总督姚启圣派副将黄朝用赴台。郑经要求“请照琉球、高丽外国之例，称臣奉贡，奉朝廷正朔，受朝廷封爵”，而康熙坚决不同意台湾比照琉球、高丽之例，认为“台湾人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和谈又无结果。[16]
康熙十六年（1677）七月的和谈中，康亲王向郑经许诺，如果郑军撤出沿海岛屿，退守台湾，就答应郑氏把台湾变为中国藩属国的要求，并与台湾“通商贸易，永无嫌猜”[17]。康熙十七年（1678）的和谈中，清军将领赉塔则在给郑经的信中说，如果郑经肯退守台湾，则“本朝何惜海外一弹丸之地”，郑氏可永远占据台湾，“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纳贡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18]。
武力征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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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指姚启圣]刚一到任就派人在台湾散发全面大赦令，许诺凡归顺鞑靼人[满清]统治者将会得与其现有相同的职务、爵位及特权。......于是，姚总督认为夺取台湾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即命令施提督率强大舰队夺取澎湖列岛。施提督在这里遇到的抵抗比他想像的激烈许多；驻守者凭借荷兰大炮猛烈抵抗，不过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屈服。澎湖既陷，[台湾的]年轻君主的谋臣认为，鉴于士兵士气低落，台湾难以守住。因此，他们不等施提督进攻到船坞便派船以年轻君主名义向皇帝送去了进降表以示归顺。 | ” |
1681年（明永历35年、清康熙20年），两岸情势发生逆转。清朝平定三藩之乱，而此时的台湾，却因郑经病逝引发东宁之变，郑经母亲董太妃支持的郑克塽缢杀郑经亲身指定的继承人郑克𡒉，人心离散[20]。次年十月，台湾爆发饥荒，台湾岛内出现严重的内部危机。清实录记载，清廷当时讨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很多人反对武力攻台[21]。而康熙帝认为时机已到，便作出支持征台的决策，并起用郑氏降将施琅担任福建水师提督，准备攻台[22]，清庭并于十一月二十日授予施琅“专征台湾之权”[20]。
1683年（明永历37年、清康熙22年），施琅上进取疏，郑将刘国轩败战，施琅入台，郑克塽于七月五日请降。八月二十三日，施琅与部将登台踏查台湾南北路。郑成功之子等6人、郑经之子郑克塽等9人、明郑主要官员刘国轩、冯锡范家族，以及当时随郑迁台的明朝皇室后裔等人，均移入内地，授予清朝爵位和官职，明郑正式灭亡，康熙征台湾获得成功[23]。
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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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郑的和平投降，施琅平台湾后，当地并没有出现过有组织的大型反叛。不过清政府仍花费了巨大的心力处理少数剩下的明郑残部。在这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发生在1684年小冈山（今高雄市冈山区、田寮区）的叛变，当时以蔡机功为首的涉事叛兵高达三至五千人，但也极快地被由一名知县吴英所率领的原住民、官兵联军所镇压住了[24]。施琅在台湾当地的治理以治安为优先要务，并极力减少他的士兵（自认为自己是土地的征服者）以及台湾民众（由于不久前仍身为叛乱者的身份而多数对于自身处境充满不安）之间的冲突。举例来说，施琅的士兵被命令禁止强占民宅，下属则不得侵占属于本地村落和原住民部落的土地；为了减少对于台湾本地粮食供应的负担，清庭在台官兵的粮食都被要求由中国大陆进口而来，保质期短的食物例如蔬菜等也必须从市场上以市价购买，不得以较低价向台湾商家大量采购批发[25]。
对于台湾的去留，北京政府原先计划在明郑势力被击败后，将当地所有汉民迁回大陆并永久舍弃台湾，汉兵则解散或是打散混编入清朝既有部队中。最终被遣返回大陆的明郑官兵大约有四万人左右。1683年，清庭宣布所有在台无妻室、无恒产的开垦者必须返回大陆，而已有妻室恒产者则需要向当地政府登记。对于一般民众来说，由于许多当初因为内战而渡海来台的内地移民本就不满高压的郑氏统治，因此这些对于能重回大陆意愿极高。为了加速减少台湾人口的进程，清政府将在台湾当地许多犯罪的惩罚也都改成了遣返回大陆，至1684年九月，施琅估计在平台仅一年之内，台湾当地的汉人人口就已经减少了近一半之多。而郑氏时期全台的汉人人口约有十二万人。[26]
康熙于1684年设立台厦道，与厦门共署，并同时隶属于当时的福建省。道为清朝行政区划之一，其地位在省与府之间，而总管厦门与台湾的台厦道道署设于厦门。1684年，台湾设台湾府，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台厦道，在台澎分别驻兵1万人，设官治理、筑城戍守，并公布“台湾编查流寓则例”，严格控制大陆汉人渡台人数[27]。台湾建府初期，清廷即授权福建巡抚从闽省内地与台地的官员互调。因此，清代台湾的官吏多是福州人[28]。
1721年，朱一贵在台湾自立为王，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永和，但很快被清军剿灭[29]。
评价
[编辑]对于康熙统一台湾的影响与意义，学界认为此举保护了中国海上贸易利益，促进了海峡两岸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30]，为海峡两岸的往来扫除了障碍。随着福建移民的大量入台，福建流行的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广泛传播于台湾各地，台湾的文化与福建文化日趋一致[31]。康熙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颇有作为的英明君主，是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32]。
参见
[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期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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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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