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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

東亞君主制社會中曾經存在的社會階層
（重定向自士）
「士”及“仕」重定向至此。關於士的其他意思，請見「士 (消歧義)」。

士大夫，經傳[註 1]中釋義為帝王貴族階級下面所僱官僚或者武士[1][2]，秦漢以降亦為士之通稱，地位處庶之上。到魏以後因九品中正制施行令「士大夫」詞意與經傳中意義開始產生差距、擴大指代一種上等社會層；近現代以降，詞意擴大泛指知識分子。[2]

士大夫
朝鲜语名稱
諺文사대부
汉字士大夫
日语名称
汉字 士大夫

現常認知士大夫於歷史所指，是具一定聲望和地位的知識分子兼官吏，通行於传统中國、朝鮮、越南、琉球等社會。作為現所知歷史「士大夫」定型之形成制度基础，即君主專制官僚選撥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及科舉制度），令士大夫直接忠誠於皇帝[3]，既参與王朝國家政治管理，作為皇權統治所施行道德、價值體系的維護者[4]。

概念源起與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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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士 (周朝)、俠客、士族 (中國)和品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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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一詞，由周代封建制度中「大夫」和「士」兩個稱號演變而成[5]。「士」於殷商、西周時尚屬於貴族附庸，作為文武相通之武士具自身獨立地位；「士」之文者與武者之間區別並不明顯，「出將入相」可謂「士人」理想[6]。

在春秋時期，一般士大夫所持有之釆邑（都邑）有配置釆邑兵、如共叔段之繕甲兵，其調動聽命於國君，以備輔助諸侯國之國都國人所組建的正規軍。當時士大夫之世家大族均自身持有武裝，是以同族子弟所組成之「族兵」為標誌。[7][8][9]

到戰國時期的「士」，由於諸侯軍事動員擴張至貴族階層之外，打破傳統定位，以如四民所含國民分類內之「士人」或「士」，就除了身為贵族的士人，也納入了沒有官銜的平民读书人[10]，而後演變具有文專官僚性質[11]，及至中央集權制建立後，逐漸產生對官僚制度的依附性：西漢前期的「士大夫」主要指武人或軍官，其後士族形成及至東漢，「士大夫」開始成為士族、官員、豪族的通稱。[12]到魏以後因九品中正制施行，令「士大夫」詞意擴大指代上等社會層。[2]而到宋朝以後王朝更為推崇所謂文治政策，武人不能繼續升遷到兵部尚書和樞密使等職，由純粹的文官擔任士大夫來施行文治主義、加深貶抑「武士」身份地位。日本武士體制則有延續「士」即「武士」的文武並重，以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後就確立武士統治的政策，並規定「文武弓馬之道宜專精熟習」。[6]

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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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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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屬統治階層，一般擁有官銜，出現確立科舉制的唐代，並在宋代取得穩固的社會地位。經濟方面，士大夫多是地主，田地卻不是其必要條件。士大夫的特徵是知識，擁有儒學教養，即讀書人。正因其儒學教養，士大夫有資格通過科舉而從政。[13]

四民之中，士屬特權階層，士大夫可透過僕役提出訴狀。即使被告，審案時被州縣拘捕的，基本上也是僕役。對士人不可單呼其姓，必須使用某「省元」的稱呼。有些士大夫和士人濫用權位，成為「武斷鄉曲」的豪強、「形勢戶」，勾結地方官控制地方。[14]

士大夫是官場的成功者，財產主要視乎官職大小，仰賴俸祿。[15]科舉的推行，使朝廷上領導的家族時有變換。如北宋初期李宗諤一家三代顯赫，宋真宗已覺了不起。往往在四、五代之間，士大夫家族就完成了由興至衰的歷程。[16]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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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是支撐社會、維持鄉村秩序的中堅力量，也是官僚士大夫的「預備軍」。[17]理學家認為，士人理想的處世方式是：1.輕財急誼，並不吝嗇，援助族人、鄉里中的窮人；2.調停紛爭，據理調停族人、鄉里的種種紛爭，不必上訴地方官；3.輕視功名利祿；4.志在性理之學；5.合乎禮教。如有官職，則應有能力處理不法行為，作風清廉。[18]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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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科举考试中的皇帝，能在科舉中層層上攻到殿試成為天子門生是士大夫的最高榮譽。

東漢的士大夫部份源自服膺儒學的地方豪族，如汝南袁氏、弘農楊氏、河內司馬氏。這些士大夫階層遵行名教（君臣、父子等），符合孝友、禮法等道德標準，特別著重孝道，到西晉，與司馬氏一起組成晉朝的統治集團。[19]

魏晋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賢”。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败的朝廷中工作。在权势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一定会“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这种精神气质对孔子的“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隐”。这种精神也可在老庄哲学中找到母体。“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20]

伴隨八王之亂與五胡亂華，世族勢力重新挑戰皇帝權力、如擴大影響九品中正制之士人選配。同時期佛道二教興起流傳[21]:47，當期時吸納道教思想的士人也更開始重新反對秦漢以降代表皇權正統之名教，思想界與民間信仰也均受到佛教思潮影響[22]:229，由此在當時的思想信仰環境形成三教鼎立、互相抗衡局面[23]:63。到唐代重新確立皇權體系後，對儒佛道採取並論而[23]:70-74未即時持以經學等限制士人，同時儒學也在與佛道論鼎過程裡令古典傳統再獲理解[21]:48、50。另一方面唐代延續隋代對中正制的改革，其中皇帝親自主持選拔士人參與朝廷之不定期制科，據記載由唐高宗開始便設「軍武」科考項目，至武則天時正式設立武舉（702年），文武並舉[24][25]:126、128重現。

由此唐以降之入仕士人，重新顯露才兼文武、出將入相的現象[26]，至唐代中到晚期，入仕儒學士人階層有所復興「士」之文武並舉傳統。這段時期裡所產生對應「士」的概念為「儒將」（或「儒帥」）[27]；唐代科舉之士也多見有所樹立軍功，杜牧於晚唐曾為反駁 「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列舉出房玄齡、裴度等十九個唐代科舉出身的名臣[28]，這些人物大多文武兼有建樹。安史之亂令政治和軍事情勢產生變化，再波及文「士」與武「士」往後之各自地位，此後士人舉武之氛圍淡化。[27]

虽然隋唐时期就有了科举制度，但真正意義的士大夫，是在武則天大開科舉以後，逐步形成的文化群體。到了宋代，科舉成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如此，哲学精神的传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或稱「士）这一群體应该说在宋代正式形成了。[29]而至北宋時期，士人們有所繼承信奉前代「儒將」理想為圭臬，有相當多談及該指稱之記錄留存，並有向皇帝提書求取任命儒臣統兵，如孫何上書建議重用儒將時說：「歷代將帥多出儒者，……至于唐室，儒將尤多。」 [30]但是，宋代王朝還是重新推崇文治政策、堅持士為「文而不武」，中央集權制度加強而淡化士人的軍武能力——宋尊文之同時亦防備壓制武士集團[31]，朝中武人不能繼續升遷到兵部尚書和樞密使等要職，由純粹文官擔任士大夫而施行文治主義、再次貶抑「士」（「武士」）傳統地位及身份意義。[32]

宋初諸帝提倡文學，廣開科舉，讀書風氣大開，士人紛紛應舉，經科舉起家而得官職，成為士大夫。北宋士族盡是新興，絕少源自唐代大族。從晚唐到北宋，名族貴冑為官者，由76.4%降至13%；寒族為官，則由9.3%增至58.4%。[33]宋代士大夫佔人口1-2%，支配了田地、教育和政權，乃至間接控制商業。[34]士大夫科舉中進士，社會地位即大為提升，較大族或豪族為高，享有法律特權，衣冠與庶民不同，全家以至族人都大大得益。[35]士大夫享有免除勞役及其他特權，親屬眾多，並掌握農村財富。[36]取得官位的家庭，成為「官戶」，與民戶不同，有時也稱「形勢戶」，即地方上的有勢力家族。[37]

宋代士大夫是否地主階層，學者有不同看法。陶晉生指出，經濟方面，士大夫不一定與庶民有分別，很多士大夫是地主，但不都是，有些士大夫並不置產。[38]Zurndorfer（宋漢理）則強調士大夫田產較多。家族財產愈多，中舉機會也愈大。中舉和保持官戶地位，有賴教育，教育又有賴於田地，宗族擁有田產，收入固定，便可致力於教育。因此士大夫往往留下田產，成為家族後人的固定收入，為成功鋪路。中舉後，部份家族成員甚或會轉而從商。[39]

後人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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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歷史學者周非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歷來統治者軟硬兼施的政策之下，逐漸喪失他們的獨立思考精神與寬廣的視野；由春秋時代文武雙全、講究理念原則的「士」，蛻變成為了追求個人功名不擇手段的「策士」；秦漢以後，再由「策士」蛻變為皇權服務的「謀士」；隋唐建立科舉制度以後，「謀士」進一步蛻變為熟讀聖賢文章、寫好策論和八股文「進士」；元明以後，朝廷所辦的科舉以「四書五經」為主，「進士」的治國本領、道德修養、獨立思考等，又進一步沉淪[40]。
  • 鲁迅笔下塑造了孔乙己、陈世成等毫无抱负、百无一用的末代士人阶级，后人认为是末代衰落士大夫的代表，无法拯救民族危亡。[41][42]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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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經傳，儒家經典與解釋經典書籍的合稱，如《後漢書·卷六六·王允傳》：「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三國演義·第八六回》：「古今興廢，聖賢經傳，無所不覽。」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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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考工記》. 维基文库 （中文）.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 
  2. ^ 2.0 2.1 2.2 王久如. 名詞詮釋的糾紛. 東方雜誌 37 (14)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0-08-19. 
  3. ^ 常志永. 试比较士大夫与贵族骑士的忠诚观念[D]. 河北师范大学, 2007.
  4. ^ 张海滨. 论 “士” 文化与中国的统一[J]. 东方论坛, 2009, 4.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檔，存档日期2022-12-19.
  5. ^ 《國語·晉語四》：「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
  6. ^ 6.0 6.1 尹萍. 文士與武士. 天下雜誌. 1991-11-18 [2022-12-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2-18） –通过天下雜誌6期 （中文（繁體））. 
  7. ^ 熊力锋. 从政治及军事角度看“郑伯克段于鄢”中“鄢”地之所在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J]. 国学, 2022, 10(2): 41-45.doi:10.12677/CnC.2022.102008存档副本. [2022-12-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2-19. 
  8. ^ 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 吉林文史. 1991. ISBN 7-80528-340-0 對春秋時期軍制事宜有較詳實之考證。
  9. ^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1): 1806.
  10.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17；陶晉生：《北宋士族》，頁5。
  11. ^ 唐君毅著，《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三民書局，1974年3月，第108頁
  12. ^ 余英時：〈東漢政權之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頁281-284。
  13.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17。
  14.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40-241。
  15. ^ Johnson：〈世家大族的沒落〉，頁290-291。
  16. ^ Johnson：〈世家大族的沒落〉，頁305、280。
  17.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40-242。
  18.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36-237。
  19. ^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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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學界有所討論到唐初士人文武並重之顯現，以陳寅恪為有記錄率先討論該課題，見氏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 重刊），頁 234-235。後續的討論包括高明士，〈唐代的文和武〉，《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48 期（1998，臺北），頁 147-166；Denis C. Twitchett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Vol. 3, Ch. 4, pp. 200-205; David Graff, “The Sword and the Brush: Military Specialization and Career Patterns in Tang China,” War and Society 18:2 (2000, Canberra), pp. 9-21; Cheng-Hua Fang,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 875-1063) (Saarbrücken: VDM Verlag Dr. Müller, 2009), pp.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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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見〔唐〕杜牧《上宣州高大夫書》
  29. ^ 《余英時訪談錄》. 中華書局. 2012年9月: 頁28–29. 
  30. ^ 〔宋〕孫何，〈上真宗乞參用儒將〉，收入〔宋〕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9 點校本），卷 63，頁 710
  31. ^ 高小岩, 吴中平. 从士人、武士的对比看中日文化差异[J]. 衡水学院学报, 2008, 10(6):5.
  32. ^ 尹萍. 文士與武士. 天下雜誌. 1991-11-18 [2022-12-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2-18） –通过天下雜誌6期 （中文（繁體））. 
  33.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1-4。
  34.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96。
  35.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12-13。
  36.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79-280。
  37.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22-25。
  38.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23-25。
  39.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82-283。
  40. ^ 周非/著，《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遠流出版社，2012年4月，第40~41頁。
  41. ^ 独异的文化守望者:孔乙己形象再解-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6期-手机知网. wap.cnki.net. [2021-08-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18）. 
  42. ^ 士大夫风节小议-读书1987年06期-手机知网. wap.cnki.net. [2021-08-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18）.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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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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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東漢政權之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第217-286頁。
  •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
  • 近藤一成著，孫曉艷等譯：〈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載近藤一成編：《宋元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215-245。
  • David Johnson著，耿立群譯：〈世家大族的沒落——唐末宋初的趙郡李氏〉，載陶晉生等譯：《唐史論文選集》（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0），頁231-339。
  • 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2001）。
  • Harriet Zurndorfer（宋漢理）著，葉顯恩等譯：〈《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800-1600年）〉，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頁237-313。
  • 阎步克.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北京大學出版社. ISBN 7-301-02903-9. 
  • 阎步克. 《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 710801503X. 
  • 趙園.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ISBN 7301039573.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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